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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的意義 

《春秋》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記載了春秋時期魯國的歷史。《春秋》也是儒家的經典“六經”之一。

春秋時期，各個諸侯國都有自己官方記載歷史的系統，并且形成了修史體制，當時號稱有百國《春秋》。孟子曾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但是大部分史書都毀于以后的戰亂紛爭而湮滅不存，唯獨《春秋》一直流傳至今，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該書經過孔子的整理修訂。

《孟子·滕文公》中稱“《春秋》，天子之事也”，就是肯定《春秋》的政治影響。《春秋》成為寄寓王法的史籍，唯有天子才能行之用之。《春秋》既然是“天子之事”，那么也就成了官方話語權的最高代表，也使得儒家的價值理念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自漢代開始，《春秋》就成為能使“亂臣賊子懼”的治世寶典，而且孔子在《春秋》中賦予了微言大義，也能裁制天下的善惡。《春秋》不僅能夠評判和威懾世人的行為準則，而且能夠以儒家思想為準繩來達到治理天下的目的，使人以史明志，修身治國。《春秋》一書起到了對后人正己修身和治國理政的鏡鑒功用，孔子的弟子子夏曾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茍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孔子也由此從圣人上升至無冕之王——“素王”的地位，《春秋》的功用也得到了無窮的發揮。正如東漢思想家王充所說“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于《春秋》”。

《春秋》中所提倡的正統思想和道德觀念隨著孔子影響的擴大而不斷深入民心，從而對于中國古代政治的發展意義重大。《春秋》中最先提出了正統論的說法，如歐陽修就稱“‘正統’之說，肇于誰乎？始于《春秋》之作也”。班固的《漢書》中也說“《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正統論的價值在于衡量政權的政治合法性，春秋大義成為后世正統與否的主要依據。確定是否為正統政權，是歷代統治者所十分看重的，所以也催生了一系列維護正統地位的禮儀行為。如歷代皇帝都喜歡舉行隆重的封禪典禮，其行為理念的核心思想是要順應“天命”，也希望由此確立皇位正統和“大一統”所必需的文化表征。通過強調王朝統治開端的正統，便可以獲得足夠的道德合法性，從而贏得穩固統治的政治資本。正所謂“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

《春秋》作為孔子儒學思想的“元典”，承載著儒家倡導的倫理思想和政治原則，深刻影響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禮俗文化。《春秋》中涉及豐富的禮制之事，而禮又是維持王權政治的重要保證。自漢武帝以后，官方尤其重視《春秋》，朝政大事往往援引《春秋》大義。受此影響，漢代許多官員喜歡以經生為幕僚，并且援引《春秋》入法，以《春秋》為斷案依據，甚至產生了所謂“《春秋》決獄”之說。《春秋》還確立了傳統的君臣之道、尊卑有別、父子之親、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多種觀念，對于以儒家學說為基礎構建的傳統倫理關系有奠基性作用。《春秋》用詞嚴格體現禮儀內外尊卑秩序。如周天子去世用“崩”；魯公和夫人去世用“薨”；魯國大夫和其他國諸侯及夫人去世用“卒”。孔子整理修訂《春秋》時還明顯體現了“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觀念，這也是儒家思想中“禮”的重要內容。這種思想促使傳統社會形成了避諱的習俗，如歷史上老百姓對帝王及本朝歷代皇帝之名都要進行避諱，有時對于長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諱也要避諱。南宋陸游編著的《老學庵筆記》就記載了因為避諱而鬧出了“只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的笑話。當時寫布告的人為了避諱州官田登的名諱，于是就把正月十五元宵節按慣例點花燈三天的告示“放燈三日”，改寫成了“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成了歷史上的笑談。

《春秋》在中國古代歷史學的發展中意義重大。隨著孔子形象不斷的圣化，以及《春秋》被尊奉為儒學的經典，這就極大地調動了私家撰史的熱情。雖然歷史上有隋朝等朝代曾經短暫地禁止過私人纂修國史，但這項政策基本沒有推行下去，大部分朝代和時間里都認可私家修史。由于孔子的地位，使得歷代統治者無法禁止任何人模仿先師而從事私人修史工作。于是私家紛紛效仿孔子，不僅可以修史，而且可以評論歷史，甚至可以通過史書使惡人知懼，使統治者引以為戒。通過孔子所確立的“春秋筆法”，史家們都可以通過歷史書寫而對歷史事件進行評判，對歷史人物予以褒貶。《春秋》遣詞用句“字字針砭”成為獨特的文風，為歷代史學家奉為經典，對后世史書的編修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現世的關懷，是孔子所創儒家學說的特質之一，經世致用的史學宗旨貫穿于大多數史家的思想之中。史學不僅只關注過去，而且更加關注社會現實和國家未來，史學的地位和影響力得到進一步提升。

孔子整理修訂完《春秋》時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見《春秋》在孔子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是把它當作自己最為重要的成就。而且《春秋》作為孔子親自筆削之書，在儒家的六經體系中也占有特殊的地位。《春秋》不僅內涵豐富，自成體系，而且又蘊含著精深的義理，具備經的超越性，同時又很貼近政治和生活實踐，具備史的切實性。真可謂是經史之絕唱。《春秋》也廣受歷代政治家的重視和學者的推崇。西漢時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董仲舒就評價說：“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孔子修訂《春秋》成為經典，可以教化天下人，書中不僅僅是敘述歷史事件，更重要的是承載著評判和威懾世人的標準。所以通過孔子修訂《春秋》，儒家思想成為后世準繩，也發揮了治理天下的作用。